【商品名稱】2013-27 習仲勛同志誕生一百周年
【商品圖名】（2-1）J      兩當兵變前的習仲勛        1.20元
          （2-2）J  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期的習仲勛  1.20元
【郵票規格】30×40毫米
【齒孔度數】13.5度
【整張枚數】12枚
【整張規格】152×170毫米
【版　　別】膠雕套印
【防偽方式】防偽紙張
　          防偽油墨
          異形齒孔
          熒光噴碼
【設 計 者】姜偉杰
【雕 刻 者】劉益民 馬榮
【責任編輯】王靜
【印 制 廠】河南省郵電印刷廠

【人物簡介】

   習仲勛，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陜西富平，早年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30年，受黨組織委派做兵運工作。1933年，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照金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1934年，當選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抗日戰爭勝利后，任西北局書記。1952年，任中央宣傳部部長。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56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8年后，歷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省長等職。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

   2013年10月15日是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日子。對他的一生，他的夫人齊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說，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為黨的事業歷盡艱辛，但他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這簡單的8個字背后，卻是波瀾壯闊、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勛傳》一書，用上下兩卷、94萬字的宏大篇幅，講述了他不尋常的一生。據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了解，早在199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便批準立項編寫習仲勛系列叢書，并由中共陜西省委牽頭。在先編寫了《習仲勛文選》和《習仲勛革命生涯》兩套書之后，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開始投入《習仲勛傳》的組織編寫工作。2008年4月，《習仲勛傳》的上卷出版，主要記載了習仲勛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經歷。與此同時，下卷的編寫工作啟動，歷時4年，10次易稿，終于在今年秋天問世，集中講述了習仲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之后嘔心瀝血的奮斗歷程。

   金秋時節，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踏上習仲勛革命和工作過的地方，循著歷史的足跡，親身感受他的“英雄一世，坎坷一生”。

小伙伴叫他“習司令”

   在陜西關中平原與陜北高原銜接地帶、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座被譽為“關中名邑”的古老縣城——富平。名字取“富庶太平”之意。據富平《古縣志》記載，在它2400余年悠久的歷史中，古有統一六國的秦國大將王翦、王賁父子，近有杰出革命家習仲勛。

   時隔3年，2013年9月27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再次來到富平縣城。筆直的街道，嶄新的建筑，正在建設中的高樓，街上車水馬龍、行人如織……這一切，比3年前更加繁華、祥和。相比之下，位于縣城西北的習仲勛陵園顯得格外莊嚴、靜謐。離習仲勛百年誕辰還有一段日子，他的石雕坐像前已擺放了五六個花圈。坐像的后背上，夫人齊心手書的習仲勛的那句話，依然清晰可見：“天天戰斗，天天快樂；奮斗一生，快樂一生。”

縣城西南10余公里外，有一處名為淡村鄉中和村習家莊的地方。1913年10月15 日，習仲勛就出生在莊上一所農舍里。

據《習仲勛傳》記載，習仲勛的童年時代，家中雖是粗茶淡飯，但那時他的祖母健在，叔叔住的地方也不遠，十幾口人的大家庭其樂融融。父親習宗德為人“寬厚而又性格剛直”，信奉“嚴是愛，寵是害”的教子格言。母親生性賢良，勤勞樸實。在嚴父慈母的教導下，身為長子的習仲勛養成了忠厚、友善、勤勞、忍讓、負重的品德。

   1922年春節過后，9歲的習仲勛到附近的都村小學上學。他喜歡國語課，把《三字經》、《百家姓》背得滾瓜爛熟，作文經常被當做范文貼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放學后，習仲勛喜歡組織小伙伴們在附近的村莊里玩“作戰”游戲，他機智勇敢，指揮有方，總能率先攻入“敵陣”。時間一長，小伙伴們干脆叫他“習司令”。

   1926年春天，成績優異的習仲勛進入渭北地區最有名的立誠公學高小部。這是一所具有濃厚民主進步色彩的學校，也是渭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習仲勛在這里開始了人生的新起點。他不到13歲就加入共青團，經常接受黨團組織的指派，拿著用黑麻紙寫的傳單，插上雞毛，送到農民手中，以雞毛信的形式進行串連，號召農民抗糧抗捐，一時引起強烈反響。此后，由于國民黨盯上了立誠公學，習仲勛等人轉學到富平縣立第一高等小學。

在敵人的監獄里入黨

   1927年底，習仲勛考入陜西省立第三師范學習，并且繼續參加學生活動，經常書寫標語，散發傳單。地方當局派了一名反動骨干魏海到學校擔任訓育主任，加強對學生的監視。1928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紀念日，魏海宣布學校要開展紀念活動，進步師生決定不參加反動派組織的活動，以示抗議。魏海質問其中一名進步學生：“為什么不參加？”學生答：“是大多數同學的意見。”魏海又問：“都是誰？”毫無政治經驗的學生說出了包括習仲勛在內的9名共青團員的名字，魏海立刻把這些名字記在紙上。黨團組織聞訊，擔心魏海危及9名學生安全，作出投毒除掉魏海的決定，并得到了上級黨組織的同意。然而，由于操作失誤，毒藥沒有毒死魏海，反倒被部分教師誤食，餐后嘔吐腹瀉，刺殺計劃被識破了。第二天，地方當局包圍了學校，逮捕了魏海名單上的9名共青團員。在監獄里，習仲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后，地方當局對習仲勛等人進行了4個月的審訊，沒能挖出任何消息，只好放人。

   習仲勛雖然獲釋了，但父親習宗德在他入獄時因思兒心切，積郁成疾，于1928年底去世。不久，習仲勛的母親、叔母相繼過世，叔叔也身染重病，臥床不起。家庭的重擔壓到了習仲勛肩上。他要照顧病重的叔叔和幾個年幼的弟弟妹妹。而且，他還有一樁更急切的心事——出獄后，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以后的路怎么走？他陷入迷惘之中。直到1930年，叔叔逐漸康復，開始操持家務，才卸下習仲勛肩頭的重擔。同時，與富平相鄰的三原縣武字區傳來中共組織開展“籌賑”的消息，習仲勛馬上設法和中共武字區委取得聯系，開始在鄉間的青年伙伴中進行串連和宣傳工作。此時，他萌生了離家投身革命的想法。

   1930年2月的一天，習仲勛早早出了家門，又忍不住轉身回望自家的草屋茅舍，心里充滿了內疚：他沒有告訴叔叔自己要走，他怕叔叔禁不起這個意外，舊病復發。但新的革命任務在等著他，16歲的習仲勛毅然揮淚而去。

照金的“星星之火”

   起初，習仲勛根據上級指示，“潛伏”在離家鄉數百里外的一支國民黨雜牌軍中，從事兵運工作。兩年后，他便率領這支隊伍在甘肅省兩當縣起義。起義失利后，習仲勛又回到陜西，尋找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當時，陜甘游擊隊已轉入陜西耀縣（今銅川市耀州區）照金地區活動，于是，習仲勛在照金一帶度過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歲月。光陰荏苒，革命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那段艱苦的歲月，如今只能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照金紀念館里找到些許痕跡。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從富平縣城出發，經過1小時車程，到達耀州。耀州是一片新區，也是這一帶山川中難得的平地。但從耀州前往照金，是50多公里蜿蜒的山路。過去，只要碰上雨天，便車馬不通；如今，沿著新修的紅色旅游專線道路，開車需要一個半小時，沿途村落整齊漂亮，已是舊貌換新顏。到達照金鎮時，眼前的景象更是讓記者有點詫異——這個始建于1993年的“紅色旅游專區”，不像人們傳統印象中的革命老區，反而像一座風景秀麗的歐洲小鎮。革命紀念館巍然矗立在山頭，俯視前方的照金廣場；紀念館后是33米高的紀念碑，象征著1933年照金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從紀念碑再往后走，則是風光秀美的照金牧場，雖然已是秋天，依然野花盛開；再往外走，約20公里外，便是甘肅地界。

   毛澤東曾經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金就是這樣的“星星之火”。照金一帶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退可據險打游擊，進可出山占渭北，威逼西安。1932年2月，劉志丹、謝子長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抵達照金。8月，剛剛領導完兩當起義的習仲勛，在照金鎮楊柳坪一帶見到了劉志丹、謝子長，兩位革命前輩對年輕的習仲勛產生了深刻影響。9月，陜甘游擊隊打了一場勝仗，決定乘勝向南打游擊，建立革命根據地。臨行前，謝子長給習仲勛交代了任務：“你留在照金一帶做農村工作，建立根據地，并在發展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陜甘工農游擊隊第七支隊。”劉志丹也囑咐他：“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辟工作。隊伍走了，你們會遇上很大困難，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當時的情況確如劉志丹的估計，隊伍走后，不久就有人叛變，情況一度危急。習仲勛輾轉于渭北的富平、三原一帶，堅持戰斗。他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建立的照金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成為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

艱苦條件下戰斗

   今年90歲的老紅軍潘西順是當年游擊隊的一員。在離照金十幾分鐘車程的田峪村寺坪組，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見到了這位老人。潘西順是土生土長的照金人。1932年，他只有9歲。“有一天深夜，外面傳來了槍聲，第二天一早就發現來了很多陌生人，都拿著槍。大人們說，這是紅軍。”兵荒馬亂的年代，提起兵，百姓就害怕，“這支紅軍卻不一樣，不拿老百姓的東西，還處處幫老百姓種田、分糧、打土豪惡紳。”

   紅軍的所作所為都被小小年紀的潘西順記在心里，12歲時，他也成為游擊隊的一員。“我歲數小，是個小兵伢子，稍微大點又跟著部隊去旬邑縣一帶打游擊，還真沒有見過習仲勛。但他威望很高，照金人民都知道，說他平易近人，帶領大家建農會，在照金做了不少事。”

   據潘西順回憶，當時的戰斗條件非常艱苦。“老早的人可憐，打仗時，槍支、彈藥都沒有，只有大刀、馬刀之類的。平時種地，腰里都別著刀，一有情況就得立馬上戰場。”因為敵人頻繁“圍剿”游擊隊，參加紅軍沒幾年，潘西順就鉆到山林中打游擊。“一離開照金，戰斗條件更艱苦，飯都吃不上，也不敢生火，怕煙和火光被敵人發現。干糧沒有了，就吃點生土豆，甚至吃過直接從麥穗上捻下來的麥粒，嚼一嚼就著冷水咽下去。”

   “習仲勛等人在陜甘邊區總部，情況會不會稍微好點？”記者問道。

   “一樣艱苦！比我們好不了什么。”潘西順一邊回答，一邊低聲嘆息。他回憶，中共陜甘邊區特別委員會和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將總部設在照金的薛家寨。相傳薛剛反唐時曾屯兵于此，因而得名。一片深山老林中，5個寨洞被一道山梁貫穿相連，周圍都是懸崖峭壁。在這些寨洞中，紅軍先后建立起兵工廠、被服廠、醫院、倉庫等基地。

   記者隨后到了薛家寨，離山門還很遠，就看到壁立千仞，密林深深。即使現在修建了階梯，也非常陡峭，最陡處險象環生，看得人心驚肉跳不敢邁步。而當年，紅軍是在山間羊腸小道中穿行，危險可想而知。

   潘西順還記得，“別看當年薛家寨里面沒多少人，卻是我們的大后方啊，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他們經常在4號寨子里開會，3號寨子是給我們修槍支、造武器的。用麻線把裝著火藥的彈殼綁起來，就成了‘麻辮手榴彈’。還有自制的手槍、土地雷、炮筒子……”

   有了這個大后方，照金的紅軍更加壯大，陜西蘇維埃運動發展迅猛，令國民黨政府極為恐慌。他們屢次前來“圍剿”，都被紅軍和游擊隊擊退。1933年10月，趁著主力紅軍前往甘肅戰斗的空虛期，國民黨又一次對照金發動大規模“圍剿”。10月15日夜，在叛徒的帶領下，國民黨部隊攻上了薛家寨。之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中心轉移到甘肅南梁地區，習仲勛也轉戰南梁。紅軍隊伍走后，革命戰火并未熄滅，潘西順等當地人仍然堅持戰斗，一直到抗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