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一場國際匯率戰爭之中,全球貨幣正普遍走軟。這對我們構成了威脅,因為它削弱了我們的競爭力。”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的這些抱怨完全可以理解。在需求匱乏的時代,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而非發行國則以干預匯率作為回應。而那些既不屬于前者、也不愿效仿后者的國家(比如巴西)則發現本幣大幅升值。其后果令它們擔憂。
發生這種匯率沖突并不是第一次。25年前,也就是1985年9月,法國、西德、日本、美國與英國政府在紐約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舉行會議,達成了共同誘導美元貶值的協議。更早一些時候,在1971年8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實施了“尼克松沖擊”措施,包括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并結束美元與黃金的相互兌換。上述兩件事都反映出美國渴望美元貶值。今天,美國仍然懷有同樣的渴望。但這一次的情況有所不同:關注焦點已不再是日本這樣恭順的盟國,而是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中國。兩強相爭,很容易傷及圍觀者。
有三大因素,與眼下的匯率戰爭相關。
首先,由于這場危機,發達國家正蒙受需求長期匱乏之苦。全球6大高收入經濟體——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與意大利——中,沒有一個國家今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恢復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與以往的趨勢水平相比,這些國家目前的經濟增速至多降低了10%。供應過量的一個信號,是美國與歐元區的核心通脹率已經降至1%左右:通貨緊縮正在向我們揮手致意。這些國家希望實現出口拉動型增長。貿易逆差國(例如美國)和順差國(例如日本、德國)都是如此。然而,整體來看,只有新興經濟體轉向經常帳戶赤字,才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
其次,私人部門正在朝這個方向運轉。華盛頓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在4月份的預測中指出,今年凈流入新興國家的外來私人資金將達到7460億美元(見圖表)。這些新興國家凈流出的私人資金為5660億美元,能夠部分抵消上述流入。盡管如此,由于新興國家還有著3200億美元的經常賬戶盈余以及適度的官方資金流入,在沒有政府干涉的情況下,新興國家仍將實現5350億美元的外部收支盈余。但若不加干涉,這種情況也不可能發生:經常賬戶必須平衡資本凈流動。調整將通過提高匯率進行。最終,新興國家將出現經常賬戶赤字,來自高收入國家的私人資金凈流入,將為這種赤字買單。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發生的。
最后,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仍然在阻礙這種自然的調整過程。這些數字代表著官方資金外流(見圖表)。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期間,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從1.615萬億美元,增加到7.534萬億美元——增加了5.918萬億美元,令人震驚。或許有人會說,這種增長是經歷了早先危機后的一種自我保護。的確,在這場危機中,外匯儲備消耗不少:從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全球外匯儲備減少了4720億美元。無疑,這幫助那些沒有儲備貨幣的國家緩沖了危機影響。但所使用的儲備總額,僅占危機前水平的6%。除此之外,2009年2月到2010年5月間,外匯儲備又增長了1.324萬億美元,總額接近8.385萬億美元。重商主義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