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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郵票在11月20日由郵電部發行，此套郵票共12枚，分別選用了12種文物圖案，是我國近幾年來發現的數萬件精華歷史文物的縮影。它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度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藝，在當時政治斗爭、路線斗爭激烈，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的環境下，國人的神經異常敏感，報紙、廣播上的只言片語都可以作為斗爭新動向的風向標，人們不禁好奇，這個時間發行出土文物郵票，會不會預示著一種什么樣的新動向呢？
“文革”期間，相繼有一批古代墓葬被發掘。1972年1月14日，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開始發掘，4月28日開棺，一具保存完好的兩千多年前的女尸呈現在世人面前，引起全球轟動。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已經失傳1000多年的《孫臏兵法》等先秦古籍，共計五千余枚竹簡。
“文革”時期的出土文物，經過正規發掘的不多，有許多是偶然挖出來的，有的還有精彩的故事，比如“銅奔馬”，就是挖防空洞挖出來的。那時代為了防止帝修反的侵略，毛澤東主席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全國上下都在大挖特挖防空洞，現在許多大城市的人防工程就是那時候留下來的。
1969年秋初，甘肅省武威縣新鮮公社新鮮大隊第13小隊也在挖防空洞。一天，幾個社員正挖時，竟然挖到了一堵青磚墻。打開磚墻，只見里面擺滿了銅鑄的車、馬、人、壇、盤等物。墓中出土的文物共計231件，其中有三顆鑄有“將軍”字樣的銀印，還有一支雄偉壯觀的儀仗隊，包括馬三十八匹、牛一匹、車十四輛、手執矛、戟、鉞等兵器武士俑十七件，各式立座奴仆牽馬俑二十九件，共計九十九件青銅器物分成若干組而形成一支完整的儀仗隊伍。在儀仗隊伍的最前面帶頭的，則是一件飛奔中的馬，只見它昂首嘶鳴、揚尾御風、三足騰空，一足踏于一只正展翅翱翔、回首驚視狀的飛鳥上，氣勢驚人，正可襯托出奔馬的快速。小隊干部商議，先收起來，等一等，上級有人來要，就算了，沒有人過問，就當銅賣了，用賣銅的錢給隊上買牲口。然而，新鮮大隊挖出“金馬駒”的消息，傳到了武威縣金羊區保衛干事張有耳中。他把這個消息轉告給武威縣文物專干黨壽山。當時黨壽山被劃入“牛鬼蛇神”之列，剛從“牛棚”出來，聽了張有的話，不顧自己行動還受限制，立即和張有一同找新鮮大隊13小隊干部落實情況，并請來公社和大隊干部，給13小隊干部做工作。經做思想工作，13小隊同意將文物交公，并派兩名社員，將文物送到武威文廟文昌宮保管起來，后被送往甘肅省博物館保存。事后，甘肅省政治部贈給13小隊每戶社員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枚毛澤東像章。后來，郭沫若前往甘肅省博物館參觀時，對這件銅奔馬大加贊賞。隨后，銅奔馬就被調到北京公開展覽。
出土了包括金縷玉衣、長信宮燈等國寶級文物的河北滿城漢墓，則是因為一項秘密的國防施工任務而發現的。1968年5月，北京軍區工程兵某部在河北滿城進行一項秘密的國防施工任務，23日下午3時，當機電班的戰士們在一個距離孤山山頂30米處朝東地帶打眼放炮時，一個奇怪的現象發生了，因為這次放炮并沒有像往常那樣崩下來許多碎石頭，戰士們決定上前看個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戰士，突然感到雙腳還沒站穩便失去了支撐，隨即身體也隨著剛剛崩起的碎土石渣猛然往下沉去，沒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整個人便已掉進了一個漆黑的山洞里。隨后一同進入山洞的戰士們發現，地上散落著許多凌亂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許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鐵器、陶器和青銅器等。報告上級后，考古工作隊于1968年6月27日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開始進駐河北省保定市滿城縣的陵山“軍事禁區”。經過發掘，出土文物10633件，其中尤以“金縷玉衣”、“長信宮燈”和“錯金博山爐”等為國內外所罕見。后來研究認定，這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和其妻竇綰之墓。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文革初期，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以“破四舊”為名，在全國上下對歷代文物古跡進行的大破壞，造成了無法估量的重大損失。別說是文物，就連鄉村中農民使用的帶有印花的盤碗，都被紅衛兵摔了個稀巴爛，印有牡丹、鴛鴦等圖案的被面床單，也要用靛藍染上一遍才能使用。城里人為了避免紅衛兵的揪斗，官窯瓷器用棉被裹住砸碎，往陰溝中扔金條也不是新聞。文革中期，由于林彪、江青陰謀集團在黨內立足已穩，那種大規模的燒、砸、毀文物古跡的瘋狂已經基本收場。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千方百計地與林彪和江青兩個陰謀集團進行抗爭，力圖把他們煽動紅衛兵和造反派破壞文物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1970年下半年，周總理安排流亡在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到我國各地參觀訪問，并借機對各地的文物古跡進行大規模的修繕和保養。1971年7月5日，經周總理批準，故宮博物院正式向公眾開放參觀，每日觀眾達4萬人次。這一年，在北京故宮的“慈寧宮”里，舉辦了一個特殊的文物展覽——《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1971年8月，國務院正式發出《關于選送出土文物到國外展覽的通知》。 故宮博物院、大同云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等地的文物遺址，還有中國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魯迅博物館等展覽館，成為外國政要如美國總統尼克松、法國總統蓬皮杜、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等人訪華的重要參觀訪問項目。這些參觀訪問部分地挽回了“文革”對我國國際形象造成的損害； 1973年5月8日“出土文物展覽”第一次跨出國門，展品從60萬年前藍田猿人起到明萬歷止，計有實物493件、復制品27件、輔助展品135件，在法國巴黎珀蒂宮展出后，引起巨大轟動。此后，中國文物展覽風靡世界。到1978年，“出土文物展覽”先后在16個國家和地區展出，參觀總人數達到657.5萬人次。人們贊譽這個展覽起到了“文物傳深情，友誼連四海”的特殊作用。
由于“文革”初期“打砸搶”的暴行在海內外留下極為惡劣的影響，國外的反華勢力又千方百計地利用紅衛兵的行為詆毀和攻擊中國政府。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有關領導部門一方面極力回避文革初期紅衛兵焚毀文物的暴行，另一方面又比較積極地向國內外特別是境外宣傳“文化大革命是保護文物”的。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和郵電部都以《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為題，制作和發行紀錄影片和郵票，可見這些都是當時統一部署的結果。無論是郵票的發行，還是電影的放映，一方面試圖掩飾或淡化文革破壞文物的事實，另一方面客觀上對宣傳文物的保護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這套《出土文物》郵票的發行，不僅有利于宣傳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也是對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野蠻做法的否定。所以，在“文革”尚未結束便能發行這樣一套郵票，其意義是深遠的。
郵票發行后，人們發現，這套郵票設計精美，規格龐大，堪稱新中國文物郵票的佳作。十二枚郵票中，十枚有清晰的出土時間和地點，比如“青花鳳首扁壺”，1970年10月在北京市舊鼓樓大街路豁口東元代窖藏出土。有些文物，蘊含有深厚的歷史文化信息，如“鎏金舞馬銜杯銀壺”，1970年10月在陜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是唐邠王府窖藏的金銀器，王府窯藏共有270多件，這件銀壺外形仿皮囊樣，壺身兩側各雕刻一匹鎏金舞馬，頸系飄帶，口銜一杯，昂首揚尾，似作舞狀。這一造型是唐代舞馬中“屈膝銜杯應節，傾心獻壽無疆”的場面。 據史書記載：唐玄宗在宮中養有舞馬上千匹，并親自加以訓練。每年八月，李隆基生日時，舞馬便披掛飾物，按照《傾杯樂》的節拍起舞助興，并在曲終時銜杯敬酒，唐玄宗對此喜不自禁。“黑彩馬”，1971年在河南洛陽關林唐墓中出土。馬除頭部、馬蹄及尾部為黃色外，通體都是黑色。馬鞍綠色，釉色豐潤，立馬稍稍扭頸，神態逼真。牽馬俑似在持韁，生氣盎然。二者形神俱佳，相映成趣，是已發現的唐三彩中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