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套人民幣五角幣(資料圖)
至今珍藏著一張中國人民銀行在1972年發行的一張五毛錢的人民幣紙幣。這張五毛錢紙幣已不再流通,淡出了普通人的視線,現在要見到,八成得去錢幣收藏市場尋覓了。
1972版五毛錢紙幣,不過巴掌大小,藍色成為其主色調。在這版紙幣的正面,是一張紡織廠細紗車間的圖案。細紗車間圖案中繪有三位紡織女工,左邊是個正在換粗紗的女工,右邊是個巡回中的擋車女工,正中央則是一個推著落紗機的女工——這,就是我。
現在,據說這種1972版人民幣五毛錢紙幣在錢幣收藏市場價格不菲,人們關注它的,更多是價格與升值空間。但對于我來說,1972版人民幣五毛錢紙幣,記載了我的一段人生經歷。
我在匯文一小上的小學,中學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畢業,正當畢業考試結束,準備迎接全國統一的高考填寫志愿時,“文革”開始了,求學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不幸接著降臨,1967年6月8日,父親因癌癥醫治無效與世長辭。6月12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親的訃告——“紡織工業部部長蔣光鼐逝世……”。父親的追悼會也是這天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周恩來總理參加了追悼會。
父親在病危時,曾對母親說:“以后要是沒有人養你,你就去做工吧。”父親去世后,母親得到了民政局給行政級別三級的干部遺屬發放的500元撫恤金,以后就沒了經濟來源。那時,我的哥哥姐姐們或身處逆境,或發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顧體弱多病的母親,而當時擺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條——上山下鄉。當時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鄉,誰來管母親。
母親患有糖尿病、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等多種疾病,每次心臟發作都要立即送醫院注射西地蘭。如果我離開北京,母親再無人照顧了。萬般無奈,我以母親的名義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封信。等待了三個月,終于在1970年新年到來之前有了回音。
在周恩來總理的過問下,我被安排到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棉紡分廠,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這也是我們家祖祖輩輩以來第一個工人,一個地地道道的紡織女工。
我在細紗車間擋過車,落過紗,還在試驗室當過實驗工。1972版人民幣五毛錢紙幣上的畫面,就是在我們車間設計的。那畫面上是我再熟悉不過的細紗車間,而中間那個推著落紗機的女工就是我。只不過在這張人民幣面市之前,我并不知道此前常在我們車間出沒,不時拍照畫畫的人,就是這張人民幣的設計人員。
記得發行這張紙幣的那個月,我們每個人的工資里都有一張這樣的新幣。發工資那天,我還沒進廠,路上碰見了我師傅的女兒,她遠遠就沖我喊:“錢上有你!”當時我未解其意,等進了車間,師傅才告訴我,以前在我們車間照了許多相的那些人,就是這張五毛錢的設計人員。這張錢中間那個推落紗機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畫的。
人物背后
蔣定桂,一個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說她普通,因為她只是個紡紗女工,每天忙碌在紡紗車間,只有最質樸的愿望,照顧好自己的母親;說她不普通,不只是因為她的形象上了人民幣,更因為她的父親——蔣光鼐。
蔣光鼐,字憬然,因抗戰而聞名。這位十九路軍總指揮、淞滬警備司令,曾指揮過著名的淞滬抗戰,在《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中有這樣一句話:“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 字字鏗鏘,國人振奮,敵人膽寒。
周恩來亦曾致函:“先生以抗日前導而為華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瀾,舉國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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