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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中國剪紙（二）》特種郵票第1枚“三娘教子”上印著這樣一段文字：“《三娘教子》出自‘孟母教子’的故事，講述了母親通過斷織等行為教育孩子努力上進，懂得感恩。”
由此，筆者考證了孟母教子和三娘教子兩個故事的歷史流變。首先，與孟母教子故事中“斷織”相關的記述，最早出自西漢文景時期的《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通‘諼’，指分心、遺忘）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復諠矣。”
約134年后，西漢劉向編撰的《列女傳》（成書于漢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記載：“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指緝麻線，織布前的準備工序），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斯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墜于修德，不為盜竊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當為世冠。”
千年之后，這一典故又演變為南宋《三字經》中的名句：“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從中不難發現，《韓詩外傳》中，“裂”即“斷”，“織”雖未明指具體織物，但結合語境可判定為“織布機上未完成的布匹”，“裂織”即“剪斷布匹”。而《列女傳》中孟母的“斷機”與《三字經》的“斷機杼”，均以“斷”（截斷、中止）與“機杼”（“機杼”為織布機核心部件，常代指織布機）構成復合詞，字面義為“停止織布機運轉”。這是后世對“斷織教子”意象的通俗化延伸——《列女傳》借“斷機”強化“學業不可中斷”的象征意義，《三字經》再以“機杼”簡化表述以適配蒙學韻律。
郵票文字明確提及“通過斷織等行為”，可見其所述“斷織”的直接文獻源頭，應為《韓詩外傳·卷九》的“孟母斷織”；但需注意，《韓詩外傳·卷九》還記載了孟母“東家殺豚（買豚不欺子）”“勸止孟子休妻”等教子情節，“孟母教子”是對這些故事的整體概括，郵票僅聚焦“斷織”行為，故表述應更為精準：“孟母斷織教子的故事出自《韓詩外傳·卷九》”。
再考戲曲《三娘教子》，其故事原型源自明代傳奇《斷機記》，其故事情節是：明代儒生薛廣外出經商，托人帶回家書與銀兩，不料所托之人吞沒銀兩、謊稱薛廣已死，薛家因此家道中落。薛廣的原配張氏、二房劉氏相繼改嫁，唯有三房妻子王春娥與老仆薛保留守家中，靠織布謀生，供薛廣與原配所生之子薛倚哥讀書。薛倚哥因同窗譏諷他“無父無母”，歸家后頂撞王春娥，王春娥憤而打斷織布機的機頭（關鍵部件）以訓子，薛保從中勸解調和。后薛廣因立功生還歸家，薛倚哥亦高中狀元，父子相認。此前改嫁的張氏、劉氏欲重返薛家，王春娥以“欲嘗甜瓜自己種，自種苦瓜自己嘗”勸退二人。
由此可見，王春娥“怒斷機頭”的情節，應是受“孟母斷織/斷機”典故的啟發，后世戲曲以“斷機”（斷機頭）取代“斷織”，是為強化戲劇沖突的藝術加工。
有趣的是，《三娘教子》中“薛倚哥被譏無母、歸家頂撞繼母”的情節，雖未直接照搬《韓詩外傳》《列女傳》，但“子不敬母，母以器物訓子”的敘事邏輯，與孟母教子的核心張力相通，可視為對傳統“母教”敘事的借鑒。因此，《三娘教子》與《韓詩外傳》的“孟母斷織教子”確有關聯——二者同屬中國傳統“母教”文化的典型，但在人物身份（孟母為親生母/王春娥為繼母）、時代背景（戰國/明代）、核心主旨（勸學/守節與勸學兼具）、情節細節上差異顯著，實為兩個獨立故事。正如《三娘教子》的引子所言：“守冰霜貞節為本，效孟母教子成名”，“效”是“借鑒”而非“源自”，故不能說《三娘教子》出自“孟母教子”。
以秦腔傳統折子戲《三娘教子》為例，戲中唱詞提及“孟母三遷曾教子”“黃香扇枕把親奉”“王祥求魚臥寒冰”，可見其不僅借鑒“孟母教子”典故，還融合了“二十四孝”中的經典情節，進一步證明《三娘教子》是對多重傳統倫理元素的整合創作，與“孟母教子”并非源流關系。
筆者認為，郵票雖小，卻承載著文化傳播的功能，其圖文編輯設計需充分考證文獻、厘清概念，方能確保文化傳遞的準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