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郵先識筋

    郵票收藏先識“筋”，這是初學者邁進集郵門檻的第一步，也是集郵經濟的第一課，學得好學得透，在以后的道路上，就會少走許多彎路。
    集郵投資理論通常把郵票的“筋”分為兩個概念，前者是系列郵票中起瓶頸作用的那一套，后者是套票中收集難度最大的那一枚郵票，兩者雖是巨細之分，但同樣因“量”風生水起。 新中國發(fā)行的系列郵票，最多的是生肖題材，已經連續(xù)了24年，其它四大佛教名山、五岳以及“敦煌壁畫”、“三國演義”、“水滸”等，雖然套數(shù)不多，但同樣也先后經歷多年，由于時間跨度過長，郵票發(fā)行政策有變化，集郵環(huán)境背景有變化，因此郵票發(fā)行量也有上下不定的浮動。而其中發(fā)行量最少的那套郵票，在系列郵票中自然舉足輕重。前期系列郵票的發(fā)行量多呈梯形向上遞增，因此系列郵票的開門票，往往就是該系列的“龍頭”。最典型的T46《庚申猴》，發(fā)行量不足500萬，僅僅為《辛酉雞》的一半，因此當生肖題材成為集郵收藏追逐熱點后，它的市場價自然一路向上飚升。集郵投資理論常說的“龍頭效應”，根源就在于此。用上小下大的瓶子形狀形容郵票發(fā)行量，其中發(fā)行量少的那套郵票恰似瓶頸部份，因此“龍頭效應”也被稱之為“瓶頸效應”。近些年郵票發(fā)行量呈倒“V”字變化，許多系列郵票如“傳統(tǒng)節(jié)日”、“聊齋志異”’、“民間傳說”等，發(fā)行量逐年減少，出現(xiàn)了新中國郵票發(fā)行史上少有的“倒瓶頸”現(xiàn)象，系列郵票的“筋”，也從頭部向中間甚至向尾部轉移。偏重集郵經濟利益的投資者，應該對這種變化有足夠的重視。
    套票中的“筋”票，技術因素更復雜一些，這之中，發(fā)行量多寡雖起一定作用，但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還是郵票的存世量。影響郵票存世量的因素比較多，但其中起主要影響的，一是單枚郵票的發(fā)行量，一是單枚郵票的消耗量。由單枚郵票發(fā)行量最終決定其在整套郵票中所起作用，比較常見的，是新JT郵票中《鑒真》、《古代科學家①》、《古代文學家①》、《風箏①》、《荷花》、《留園》等品種，這些套票中的最后一枚高分票，基本都是發(fā)行量最小的，而且這個“小”的比例相當可觀。如《風箏①》、《荷花》等70分票，僅僅只有100萬，是前3枚郵票發(fā)行量的1/15，因此它在整套郵票，無可爭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的市場價，也多在全套郵票價格的90％左右。這種類型的“筋”，在新中國郵票中比較普遍，有共同的規(guī)律。但往往也有例外，這就是單枚郵票消耗量的多寡，也能改變其在整套郵票中所起作用。最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文4《祝毛主席萬壽元疆》，其中4分、8分單枚票，發(fā)行量在850萬左右，后三枚高值，發(fā)行量最低只有290萬。但因后三枚面值不適合郵政通信需求，幾乎很少消耗，存世量反而大得多，市場價也就遠遠低于前兩枚。類似情形的還有編號郵票8－11《巴黎公社》，其中8分單枚票發(fā)行量高達1500萬，是22分單枚票的7．5倍，但因大量消耗于郵政通信存世鳳毛麟角，其價格也在全套郵票中占到80%以上。文2《毛主席萬歲》的“筋”票分別為有林彪站像和坐像的兩枚，但造成這兩枚郵票存世量稀少的，不是通信消耗，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文革”期間林彪叛逃，郵票受其牽連，紛紛毀于剪刀之下。目前這兩枚郵票包括信銷、蓋銷，在市場都價格不菲。《京劇臉譜》的“筋”票發(fā)生的變化富有戲劇性，先是8分票“黃蓋”緊缺，后來有好事者從偏遠地區(qū)郵局搜出大量“黃蓋”，結果風云突變，4分票“李逵”一夜間成了稀罕。如果仔細分析，這中間就不單單是“消耗”的原因了。
    集郵作為文化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結合體，兩者既有對立排斥之處，又有相互溝通的地方。但更多時候，集郵文化共性起主導作用，是郵票增值的主要因素。郵票收藏先識“筋”，這個“筋”，就是集郵文化共性中，畫龍點睛的關鍵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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