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 索
1970年8月1日至1973年10月15日發行了編號郵票，共21套95枚。由于編號郵票不分類別、套別，每枚郵票均按數字編號，把數字加上括號印在郵票的左下角，右下角則印有發行年份，故稱為“編號郵票”。
編號郵票與“文”字郵票相比，在設計、印制和發行上具有一些新的特點，總體看，編號郵票首先改變了“文”字郵票畫面上“一片紅”的色調，其中有不少郵票是為特殊事件而發行的特種郵票，反映了我國郵票設計和發行工作已開始走上正軌。
文革”前郵票的發行原則是“紀嚴特寬”，但“文革”一開始“紀嚴特寬”就受到批判，特別是“特寬”被說成是“毒害人民，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見《中國郵票史》第八卷第一章)。因此設計圖稿已獲批準的《中國船舶》和《半工半讀育新人》(1966年4月23日)兩套郵票由于是特種郵票而未能發行，從老紀特郵票發行末期至1974年恢復編印郵票志號前，對其中的特種郵票避而不提，一直按“紀念郵票”發行。
編號郵票中有多套具有典型的特種郵票風格，且后期發行的特種郵票較多。如編29-32《輪船》、編39-43《發展體育運動》、編57-62《熊貓》、編66-77《出土文物》、編78-81《工業產品》等。這是橫遭討伐的特種郵票悄悄復出，特別是《輪船》郵票的發行(圖1)，與禁止《中國船舶》發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是難能可貴，意義重大。
編號郵票的設計采用了多種方式，原作有油畫、彩墨畫、民間剪紙、水粉畫和攝影等，顯示出藝術形式的多樣化。1973年發行的《中國婦女》郵票主圖分別采用楊之光的“礦山新兵”、湯小銘的“女委員”和潘家峻的“我是海燕”等原畫(圖2)，吳作人的“熊貓”畫作也被印制成了《熊貓》郵票發行。此外，1973年發行的《出土文物》郵票，使社會更加重視對祖國珍貴文化遺產和歷史文物的保護。
編號郵票的三大收藏價值：
一，消耗量大存世量少
編號郵票存世量較少。編號郵票發行期間，我國的集郵活動尚未恢復，集郵的全面復蘇是在1978年以后。因此，編號郵票發行后主要用于郵政通信，大量郵票被使用和消耗，很少有人購買后進行收藏，因而存世量不多。
編號郵票的面值主要是為適應當時的郵資標準來設置的，全部95枚郵票中，4分郵票有6枚，8分郵票有74枚，10分和22分郵票各有4枚，20分、43分和52分郵票各有2枚。因當時發行的普通郵票不夠用，也發行了22分、43分和52分的郵票，以滿足國際通信的需要，但當時用得最多的還是4分和8分的郵票，故編號郵票中面值4分和8分的郵票都屬于“筋票”，而面值22分、43分和52分的單枚新票由于使用量較少，市價都低于面值4分和8分的郵票。
二，承上啟下別具意義
具有“承前啟后”的特征。由于“文”字郵票的志號被取消，給生產和管理以及隨后的收藏帶來了許多麻煩，有鑒于此，郵票發行部門就對每枚郵票按數字進行編號——編號郵票應運而生。因“文”字郵票被安排在紀念日發行，就一律稱之為“紀念郵票”，編號郵票也沒有區分紀念郵票與特種郵票，有人據此稱編號郵票為“后‘文革’郵票”。
三，發行量少升值空間大
編號郵票發行量比“文”字郵票低很多。與“文”字郵票相比，編號郵票的發行量是很低的，郵票單枚的最高發行量為3000萬枚，最低的僅120萬枚，因此，能組成全套的編號郵票只有120萬套。
“文”字郵票的最低發行量為290萬枚，但“文”字郵票的市價卻遠遠高于編號郵票，并且編號郵票和“文”字郵票的套數、枚數和面值卻相差不多，編號郵票共21套95枚，面值9.78元；“文”字郵票19套80枚，面值7.96元。按套數比較，編號郵票多2套，按枚數比較，編號郵票多15枚，按面值比較，“文”字郵票比編號郵票還少1.82元。 “文”字郵票的全套發行量卻比編號郵票全套發行量高一倍以上，但編號郵票的升值幅度卻遠低于“文”字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