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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1日到1973年10月15日發行了21套95枚編號郵票，編號郵票不分類別、套別、每枚郵票都是按數字編號的，把數字加上括號印在郵票左下角，右下角則印有發行年份，因此稱為編號郵票。
與文字郵票比較，編號郵票在設計、印制和發行上具有一些新特點，從總體上看，首先編號郵票改變了文字郵票畫面上一片紅情調，其中很多郵票是為特殊事件發行的特種郵票，這就反映了我國郵票設計和發行工作已走上正軌，“文革”前郵票的發行原則是“紀嚴特寬”，但“文革”一開始“紀嚴特寬”就受到批判，特別是“特寬”被說成是“毒害人民，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見《中國郵票史》第八卷第一章)。因此設計圖稿已獲批準的《中國船舶》和《半工半讀育新人》(1966年4月23日)兩套郵票由于是特種郵票而未能發行，從老紀特郵票發行末期至1974年恢復編印郵票志號前，對其中的特種郵票避而不提，一直按“紀念郵票”發行。筆者仔細觀察發現，編號郵票中有多套具有典型的特種郵票風格，且后期發行的特種郵票較多。如編29-32《輪船》、編39-43《發展體育運動》、編57-62《熊貓》、編66-77《出土文物》、編78-81《工業產品》等。這是橫遭討伐的特種郵票悄悄復出，特別是《輪船》郵票的發行(圖1)，與禁止《中國船舶》發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是難能可貴，意義重大。
雖然發行的《第一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亞非乒乓球邀請賽》和《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3套體育運動郵票，從當年國際政治形勢來看，具有“乒乓外交”的政治意義，但郵票發行的題材無疑更加廣泛了。例如，有反映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和工農業建設成就的《工業產品》、《輪船》和《紅旗渠》郵票，有表現體育、衛生事業的《發展體育運動》和《赤腳醫生》郵票，有反映文藝題材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和現代舞劇《白毛女》以及《兒童歌舞》郵票，還有珍稀動物《熊貓》和英雄人物《王進喜》郵票，最后還發行了反映對外貿易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郵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編號郵票設計采用了多種方式，原作有油畫、彩墨畫、民間剪紙、水粉畫和攝影，顯示出藝術形式的多樣化。
1973年發行的《中國婦女》郵票主圖分別采用楊之光的“礦山新兵”、湯小銘的“女委員”和潘家峻的“我是海燕”等原畫(圖2)，吳作人的“熊貓”畫作也被印制成了《熊貓》郵票發行。此外，1973年發行的《出土文物》郵票，使社會更加重視對祖國珍貴文化遺產和歷史文物的保護。
編號郵票是在文字郵票與JT郵票之間發行的過渡時期的郵票，其以下特征是值得郵人關注的：
1.編號郵票發行量比“文”字郵票低很多。與“文”字郵票相比，編號郵票的發行量是很低的，郵票單枚的最高發行量為3000萬枚，最低的僅120萬枚，因此，能組成全套的編號郵票只有120萬套。“文”字郵票的最低發行量為290萬枚，但“文”字郵票的市價卻遠遠高于編號郵票，并且編號郵票和“文”字郵票的套數、枚數和面值卻相差不多，編號郵票共21套95枚，面值9.78元；“文”字郵票19套80枚，面值7.96元。按套數比較，編號郵票多2套，按枚數比較，編號郵票多15枚，按面值比較，“文”字郵票比編號郵票還少1.82元。 “文”字郵票的全套發行量卻比編號郵票全套發行量高一倍以上，但編號郵票的升值幅度卻遠低于“文”字郵票。
2.具有“承前啟后”的特征。由于“文”字郵票的志號被取消，給生產和管理以及隨后的收藏帶來了許多麻煩，有鑒于此，郵票發行部門就對每枚郵票按數字進行編號——編號郵票應運而生。因“文”字郵票被安排在紀念日發行，就一律稱之為“紀念郵票”，編號郵票也沒有區分紀念郵票與特種郵票，有人據此稱編號郵票為“后‘文革’郵票”。
3.編號郵票存世量較少。編號郵票發行期間，我國的集郵活動尚未恢復，集郵的全面復蘇是在1978年以后。因此，編號郵票發行后主要用于郵政通信，大量郵票被使用和消耗，很少有人購買后進行收藏，因而存世量不多。編號郵票的面值主要是為適應當時的郵資標準來設置的，全部95枚郵票中，4分郵票有6枚，8分郵票有74枚，10分和22分郵票各有4枚，20分、43分和52分郵票各有2枚。因當時發行的普通郵票不夠用，也發行了22分、43分和52分的郵票，以滿足國際通信的需要，但當時用得最多的還是4分和8分的郵票，故編號郵票中面值4分和8分的郵票都屬于“筋票”，而面值22分、43分和52分的單枚新票由于使用量較少，市價都低于面值4分和8分的郵票。
通過上面對編號郵票特點和特征的介紹可以看出它的升值潛力還是很大的。
